摘要:
钱颖一在其著作的《大学的改革》中曾回顾:“我做院长的情况有一点特殊:我是由经管学院首任院长朱镕基推荐做院长的。”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担任院长近12年后,今年62岁的钱颖一即将离任,现任经管学院常务副院长白重恩拟接任院长。据报道,这一任命目前处于公示阶段。清华经管学院成立于1984年,以“创造知识,培育领袖,贡献中国,影响世界”为使命,朱镕基担任首任院长。钱颖一在其著作的《大学的改革》中曾回顾:“我做院长的情况有一点特殊:我是由经管学院首任院长朱镕基推荐做院长的。”钱颖一1993年6月,当时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钱颖一走进中南海紫光阁,与另外3位海外华人经济学家一同,就“如何运用市场手段实行宏观调控”等问题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进行交流。彼时,朱镕基正兼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职务。后来,朱镕基在为经管学院寻找院长时,便想起了热衷于中国经济改革的钱颖一。他曾对钱颖一说,你在美国大学待了很长时间,美国人“骗”不了你。于是,钱颖一自2005年10月起担任清华经管学院第一副院长;2006年9月正式接任院长。上任至今,钱颖一始终坚持以院长身份为本科生上《经济学原理》基础课,并为经管学院打造了一套阵容超豪华的顾问委员会,这一系列的贡献与成绩都为人所称道。钱颖一花了大量精力去推动教育改革,并多次批评他眼中的“短期功利主义”。他曾说,“你还能找出比我们学院更‘功利’的领域吗?但恰恰是在这个最‘功利’的学院,我们在推行最不‘功利’的教育。”为此,钱颖一在经管学院的十几年里没有带过一个博士生,没有申请过一笔研究经费,也没有主持过一个自己的研究中心、研究院或研究所。解释起来,钱颖一说“教育改革比经济改革更艰难,但是对社会和国家的贡献却会十分巨大”。2013年起,清华经管学院本科新生收到录取通知书时,还会收到钱颖一开出的书单:哈佛大学原校长博克的《回归大学之道》、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何兆武的《上学记》等,除了《魔鬼经济学》,都与经济专业无关。经管学院的本科课程表更是“不走寻常路”——140个总学分中,专业课只有50个学分,通识课高达70个学分,另20个学分是任选课。2016年底,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为钱颖一颁发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时说:“这些年来,钱颖一忙于清华经管学院的院务管理,这无疑减少了他用在经济学上的精力,但我们收获了一位教育学家。”2017年时,有媒体问钱颖一:10年来,你觉得是否达到朱镕基的期望?钱颖一回答:朱镕基院长早在1994年就提出要办世界一流的经济管理学院,那时中国人均GDP才200美元。我们距“世界一流”还很远。他对学院的工作一贯要求特别高。我每次跟他汇报,学院某些方面已在国内处于领先,或某项排名为第一时,他总是不满足,屡次对我说,那个不算数,要做公认的第一。后来再去汇报工作,一旦说到排第一,我都会说“距离公认的第一还有很大差距”。“一方面,他对我们的期望很高;另一方面,他对我们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发自内心地高兴。他就是这样的热爱清华、热爱经管学院。”钱颖一说。生于北京、祖籍浙江的钱颖一曾在密云插队四年,当时他没有放下书本,并且特别喜欢学习数学和英语两科。他回忆,自己的英语和数学都是“田埂上学的”。1977年,钱颖一和全国570万考生一起走进了恢复高考第一年的考场,成为当年考入清华大学的818名学生之一。毕业后,他留学美国,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美国的多所著名大学。白重恩同样有着海外留学背景的钱颖一、白重恩两人是“亲师兄弟”,都曾跟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经济系讲席教授埃里克·马斯金完成了博士生阶段的学习。他们的“同门”还包括李稻葵、王一江、许成钢、邹恒甫等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学圈内称他们六人为“哈六”,因为都在哈佛深造过。经管学院官网显示,白重恩于1983年获中国科技大学数学学士,并获郭沫若奖学金。此后,他分别于1988年获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数学博士,1993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是一位“双料博士”。在接触过白重恩的人眼中,他是个温文尔雅、胸怀大度之人。虽然做事有条不紊,但只要发表其观点来便是犀利无比。今年两会期间,白重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地方政府大而快的投资带来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同时也挤占了市场部门的投资,使得整体效率受到负面影响。

在最“功利”学院做最不“功利”的改革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7-04-24 原春琳


经济学家钱颖一回国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十多年了。在此期间,他没有带过一个博士生,没有申请过一项科研经费,而清华经管学院的教育改革成为他最重要的课题,集中体现在他的两卷本新书《大学的改革》中。

2013年起,清华经管学院本科新生收到录取通知书时,还会收到钱颖一开出的书单:哈佛大学原校长博克的《回归大学之道》、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何兆武的《上学记》等,除了《魔鬼经济学》,都与经济专业无关。

打开这所拥有最热门专业的学院的本科课程表,更是让人瞠目结舌——140个总学分中,专业课只有50个学分,通识课高达70个学分,另20个学分是任选课。

“你还能找出比我们学院更‘功利’的领域吗?但恰恰是在这个最‘功利’的学院,我们在推行最不‘功利’的教育。”钱颖一说。

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项事业

如果你能做一件改变世界的事情,那是什么?

许多人都这样回答:改变中国的教育体制,或者说是高等教育体制。

钱颖一没有那样的雄心壮志,他要集中精力于一所学院。

2006年秋季,钱颖一出任清华经管学院第四任院长。

“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说。

钱颖一自认很幸运,“改革时代给了我好的机会”。40年前的1977年,在北京密云县一个公社中学里参加高考的他考入清华大学,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81年他提前从清华毕业,赴美留学,无意中成为1949年以后到西方国家学习“现代经济学”的第一批中国大陆学生。

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以后,钱颖一相继在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三所名校任教,他的研究聚焦于中国等国家的经济改革。

而回国后,这位研究改革的经济学家,把自己变成了改革中的一分子。

“教育改革比经济改革更困难,学校改革比企业改革更艰难。”钱颖一看得很清楚。

2006年回国时,钱颖一离开清华已经25年。这期间中国的高等教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不少他读大学时存在的问题依然存在:中国学生知道如何应试,却不知道如何思考;他们娴熟于解答作业,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展团队项目并做演示;他们善于在GRE和托福考试中获取高分,却不能说好、写好英文。

2006年10月,在清华经管学院一年一度的顾问委员会会议上,当听说学院只有七八门课是英文授课时,当着很多人的面,清华经管学院首任院长、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对刚刚履新的钱颖一发了脾气。

早在2001年,朱镕基就提出过希望经管学院今后改用英语授课。在《朱镕基讲话实录》中记载:“我绝对不是崇洋媚外,因为现在经济在全球化,你不能跟外国人交流,又怎么能融入全球的经济呢?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是靠改革开放,不会英语是绝对不行的,特别是管理。”

钱颖一“杀熟”,跑到经济学家李稻葵教授的课堂上说:“课间休息后开始,换成全英文授课!”李稻葵回了一个字:“好。”

就这样,改革开始了。

听完了这节课,钱颖一在学生中作了个调研:三分之一听得懂,三分之一马马虎虎,三分之一跟不上。

“这就是开始”。

2007年春季开始,学院本科英文授课的比例一下提高了50%以上。到现在,55%的课是全英文授课。

“我们并不盲目提高到100%英文教学,我们要求学生中英文都行。”钱颖一说。

最商业化的人最认同本科改革课程

英文授课只是一个起点。

中国教育界在2002年有一则轰动新闻:钱颖一等28名在海外大学任教的华人教授被清华经管学院聘为特聘教授。

钱颖一自告奋勇地为学院开设本科一年级两个学期的“经济学原理”。

“我一直都认为本科教育是大学中最重要的。”他相信,年轻人在18岁~22岁之间的可塑性比之后更强。

担任院长后不久,钱颖一拜访时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李荣融,听取他对学院的建议。当时正值国资委面试公务员,李荣融告诉钱颖一:“清华的学生分析能力很强,可是这些高考作文分数都很高的聪明人怎么就写不好文章呢?”

钱颖一也不理解,就问自己的学生。学生们告诉他,高考语文与写作能力关系不大,那是八股式的作文。

他还去北京若干所中学听了多门高中课程,这让他明白,为什么本科生抱怨进了大学后英语反而退步,也知道为什么高考作文满分,也不一定能写出一篇有理有据的文章。

清华经管学院决定增加这方面的训练。但是落实起来并不容易:钱颖一找了清华中文系,又找到北大、北师大等学校,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老师。后来,终于从对外经贸大学请到一位老师,开设“中文写作”课。

2009年在清华大学教学研讨会上,钱颖一提及此事,引起其他院长的共鸣:博士生导师经常为学生的论文表述不清和帮助学生修改文字而苦恼。

钱颖一做过调查:哈佛大学本科课程都是选修课,只有一门课程例外,那就是“英语写作”。麻省理工学院这种工科极强的院校也同样对写作要求很高。

在美国大学待了25年的钱颖一知道,在本科阶段的专业知识上,国内很容易赶上。但是,在通识教育上,就难了。而此前,钱颖一已经开始组织学院同事作了1年的本科教学调研,研究国内外名校的通识课。

2009年,清华经管学院作为清华本科教育改革的试点,开始加强通识教育。

这年秋季,清华经管学院为一年级本科生开设“中文写作”和“中文沟通”课程。2010年春季,又首次开设“心理学概论”。

在钱颖一看来,大学本科教育应该广阔,让学生去学习那些看似“无用”的知识。

“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这门课是清华经管学院的创新。钱颖一认为,批判性思维的一个很重要方面就是要提问题。而这正是中国学生的短板。

这门全新课程由时任经管学院党委书记的杨斌主讲,课程英文缩写是CTMR。钱颖一这样解读:在医学上,CT和MR都是用于医疗诊断的仪器设备。在清华,CTMR就变成了人的思维诊断的一种方式。

清华经管学院的学生讨论问题时经常会问:“对这个问题,你CTMR了吗?”

钱颖一对此尤其感到欣慰——当一个名词变成动词的时候,就说明此事进入了一个新境界。通识教育和批判性思维教育,已在清华经管学生中生根了。

在2010年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会议上,钱颖一介绍了本科课程改革。顾问委员中的一些大公司CEO对此非常肯定,给予很高评价。

“这些最商业化的人,反而最认同本科课程改革。”钱颖一感慨。

“我们收获一位教育学家”

“我们正好处于增长期。”钱颖一说,学院发展同经济发展一样,“只要是在增长期间,就好解决问题”。

这位蜚声中外的经济学家说:“我把经济改革的办法全用在教育改革上了。”

钱颖一说:“我是亲力亲为的行动者,用一杆子插到底的方式做事。”

有人说改革要算经济账。钱颖一的账本中有经济账,比如他努力去为学院筹款。但在改革中,并非都是经济账

以“中国与世界”课程组为例,外请老师几乎都是免费授课。“这些人来,是因为认同你的事业”。

清华经管学院教学办学术主任朱玉杰算了算,几乎全院都在办本科——40多名教授中,有30人以上给本科生上课;70多位副教授里,将近60人给本科生上课。

有人评价,清华经管学院经过本科教育改革,等于又办了一个本科生院。

按照国内现有的考核体系,本科改革是最不容易出“政绩”的。“我不在乎‘政绩’,这就是价值观。”钱颖一说。

而清华经管学院的本科生都是什么人呢?这里每年只招180名本科生,近100人是各省高考前10名,其中20人左右是各省第一名。

钱颖一说:“我们要给他们创造出一种宽松的学府环境,不能有官气和俗气。”

每年,钱颖一都要逐字逐句修改本科生培养方案。因为他的办学理念很简单:大学为学生,而且还要为学生的一生。

对学生的重视,是从小事开始的。经管学院每个学期都举办一次本科生的“院长下午茶”,钱颖一与自愿报名前来的同学“闲聊”两个多小时。学院还有一个学生教学咨询委员会,每学期两次会议,直接听取学生对教学的意见。

钱颖一认为自己是“办学最投入的,在本科教育上花的时间,可能比任何海外回来的学者都要多”。这几年,他的经济学论文少了,探讨教育改革的论文倒是写了好几篇。

2014年,清华经管学院的“经济管理本科教育改革的理念与实践”获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这在该院历史上是第一次。

改革不仅在本科,清华经管学院的硕士、博士、MBA、EMBA等每一类项目都进行了改革。学院人事制度改革和学院治理建设也在清华各院系中率先进行。

2014年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刘遵义在清华经管学院听了一场美国学者的讲座。10年前来过清华经管学院的他,从讲座人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来判断:“真是大不同了。”

钱颖一认为,自己回国这些年“尽力做事,干成了一些事情”。他自我定位是:一个“把一些事儿干成的理想主义者”。

2016年年底,钱颖一以十多年前的“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经济学家吴敬琏在颁奖仪式上评价:“这些年来,钱颖一忙于清华经管学院的院务管理,这无疑减少了他用在经济学上的精力,但我们收获了一位教育学家。”

编辑:华山

钱颖一的清华经管十年:经济学家“跨界”教育改革

《南方都市报》2017-02-08 程姝雯


钱颖一,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教授。1956年生于北京,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生,1981年清华大学数学专业本科(提前)毕业后留美,先后获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耶鲁大学运筹学管理科学硕士学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2006年9月起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至今。

“轻度偏执、重度强迫”,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整整十年的钱颖一,用“自黑”的口吻这样给自己“画像”。他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高分考入清华大学,又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赴美的留学生,后来更在朱镕基推荐下回国出任清华经管学院第四任院长。其后十年,从经济学界“跨界”教育界,他只做了一件事:推动教育改革。去年底,他以十多年前的“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正如吴敬琏在颁奖仪式上的评价:“这些年来,钱颖一忙于清华经管学院的院务管理,这无疑减少了他用在经济学上的精力,但我们收获了一位教育学家”。近日,钱颖一接受南都专访,谈起他的“跨界”心得和体会。

朱镕基亲自推荐的院长

1993年6月,钱颖一与另3位海外华人经济学家一同前往中南海紫光阁,重点就“如何运用市场手段实行宏观调控”等问题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进行交流。此时,朱镕基还兼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职务。

钱颖一在其近期出版的《大学的改革》中回顾:“我做院长的情况有一点特殊:我是由经管学院首任院长朱镕基推荐的。”

2005年10月,钱颖一担任清华经管学院第一副院长,并于次年9月接任院长,成为继朱镕基、赵纯均、何建坤之后,清华经管学院的第四任“掌门人”。

“跟我80年代从数学转去经济学的心情是一样的。那时没人学过现代经济学,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学习现代经济学的人,能‘做一些不同的事’。”钱颖一告诉南都记者,2006年,他是第一批从海外回国担任高校院系院长的,“我也想尝试做一些不同的事”。

一个时间点专注一项改革

先后在美国6所著名大学留学、执教的钱颖一,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后,不动声色地推动起教育改革。

他先用一年时间,将一半以上的本科专业课程改用英文授课,为让学生能用英语同世界交流。2008年MBA改革,2009年本科教育改革,2010年博士项目改革,2011年硕士项目改革,2012年EMBA项目改革……

钱颖一用“一个时间点专注一项改革”的节奏,逐一对学院所有的学位项目进行改革。他认为,清华经管学院要培养的是未来的领导者,学生要有更开阔的视野、要多接触一些“无用”的知识。

十年他在清华只开了一门课

出现在公众场合的钱颖一,很多时候是“批评者”和“谏言者”,但面对学生,他眉眼都柔和起来。与他共事过的老师称他对学生“宠爱有加、如沐春风”。

任院长的十年里,不论多忙,钱颖一都坚持给大一本科生上《经济学原理》,这是奠定经济学基础的一门课。

十年只给学生上一门课,对钱颖一而言,确有遗憾,“没办法,学院还有这么多事呢!”他坦言,担任院长,对他来说,机会成本和代价非常大———十年里他没有带过一个博士生,没有申请过一笔科研经费,也没有主持过一个研究中心。

如今的钱颖一,已是两鬓风霜。他在《大学的改革》中写道:“我并不后悔,我觉得,改变中国教育的事业,是无价的。”

对话回顾跨界“朱镕基要我们做公认的第一”

南都:你从经济学者“跨界”做院长,除了朱镕基的推荐还有什么契机?

钱颖一:早在1994年,朱镕基就对清华经管学院提出要建世界一流的经管学院。2001年学院顾问委员会会议上,他说“教师是教育的根本推动力”。2002年,经管学院就开始邀请海外华人学者兼职讲课。这是“需求侧”。从“供给侧”来看,我们这批人是改革开放后较早出去留学的,到21世纪初,不少已经拿到终身教职,有的还当了教授,也具备了条件。

在我回来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后,施一公也回到清华任生命科学院院长。到2008年,中央还启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朱镕基推荐我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他说我在美国待了很长时间,美国人“骗”不了我。

南都:10年来,你觉得是否达到朱镕基的期望?

钱颖一:朱镕基院长早在1994年就提出要办世界一流的经济管理学院,那时中国人均GDP才200美元。我们距“世界一流”还很远。他对学院的工作一贯要求特别高。我每次跟他汇报,学院某些方面已在国内处于领先,或某项排名为第一时,他总是不满足,屡次对我说,那个不算数,要做公认的第一。后来再去汇报工作,一旦说到排第一,我都会说“距离公认的第一还有很大差距”。

一方面,他对我们的期望很高;另一方面,他对我们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发自内心地高兴。他就是这样热爱清华、热爱经管学院。

解密顾问委员会委员会如此受关注完全是意外

南都:你担任院长后,拥有超豪华阵容的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曝光率特别高。

钱颖一:顾问委员会成立之初,主要是闭门会议。后来,通过论坛、对话、走进课堂等,委员会逐步开放,学生教师能更多参与其中。近年来,顾问委员会邀请国内外新经济企业家,如BAT的李彦宏、马云、马化腾,国外有苹果公司的蒂姆·库克、特斯拉的伊隆·马斯克、Facebook的扎克伯格等,增加了顾问委员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南都:哪位顾问最难请?

钱颖一:没有“最难请”,每一位都很难请,但也都很容易请。我10年前邀请黑石集团的苏世民的过程非常有趣。苏世民和我当时都是哈佛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我曾当面跟他提出邀请。他还要对学院做更全面了解。很巧的是,当时黑石集团中国区负责人是梁锦松,梁锦松与我当时都是中国工商银行的董事。在工行开董事会时,我又与梁锦松沟通。

南都:从习近平会见到扎克伯格演讲,顾问委员会好几次被全国甚至全世界关注。

钱颖一:被如此关注,完全是意外。苏世民书院的成立,也是意外收获。苏世民捐款成立了苏世民书院,引起全球很大关注。一位毕业生告诉我关于苏世民书院的趣事。上学期,在耶鲁大学的咖啡厅,她听到两个外国同学在聊怎样才能进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在十多年前,这是不可思议的事啊!

谈创业创新清华能不能出“马云”20年后再看

南都:你曾邀请扎克伯格到清华x-lab交流,你很看重学生创业?

钱颖一:清华x-lab定位是“创意创新创业的教育平台”。就是思想上熏陶,重点培育具创造性精神、思维、能力的人才。这里有57%是创意阶段的学生,36%是创新阶段的学生,真正创业的学生只占7%。我们以“育人”为中心,而不是以“育项目”为中心。

南都:未来有可能从这里走出一个马云吗?

钱颖一:教育的成果短期是看不到的。能不能出“马云”,要20年后再看。如果一定要说现在创业的,我们学院也有。我们学院的管理硕士在读学生李靖,做了款产品“李叫兽”。就在刚刚过去的12月29日,百度以一亿元收购了他的公司,还任命他为百度最年轻副总裁,才25岁。但我们并没有高调地宣传这件事,为什么?不能太急功近利嘛!

谈教育改革先做后说是“聪明把式”

南都:你在经管学院成功推动了多项改革,经济学者跨界教育,有优势吗?

钱颖一:经济学科的背景让我从不同的视角看待教育问题。经济学的高明之处在于,把很复杂的社会问题最后回归到几个简单假设,强调考虑供给、需求和激励。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帮助我在改革中发现问题、抓住重点。

另外,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思路是在约束条件下优化,寻找效率改进和增长的空间。我很自然地会在“约束条件”下做改革,达不到最优就找次优,找不到次优,再退而求其次,总之,要有改进。

南都:通过改革你收获的经验是什么?

钱颖一: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是先做后说。在我们做教师人事制度改革前,有学校曾推动过,在没取得共识之前先公开说了,结果没做成。我们吸取了教训,先跟老师沟通,听取各个层面的意见,取得共识后才开始改。新的制度稳定后,才开始对外说。

一直以来,清华的风格是只做不说。不说带来的问题是,改革不能上升到理论高度,也很难获得一般性,所以很难得到更大范围的认可和推广。柳传志曾说过,“光说不做是假把式,光做不说是傻把式,能做会说是真把式”。我很赞成他的这句话。我还要给他再加一句:“先做后说是聪明把式”。

谈新型政商关系政府深度参与商业决策的模式应该淡出

南都: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你比较早地建议中国经济转型要建立新型政商关系。

钱颖一:我是在2015年的全国政协大会发言时提出的,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建立新型政商关系,那时还没有太多人说这个问题,但当时我觉得很重要。2016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也说要构建“亲”和“清”的新型政商关系,受到企业家的广泛认同。

南都:新型政商关系是怎样的?

钱颖一:所谓新型政商关系,是建立在透明、规范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政府与企业之间要有一定距离,同时企业办事也不需要有繁琐的审批。

南都:为什么称新型政商关系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因素?

钱颖一:这就同我过去对中国转型过程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的激励机制的研究有关了。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体制中最显著的中国特色就是企业与政府、商界与政界之间的紧密关系。

这种紧密性,给中国经济带来快速的发展,同时也带来政府对经济过度干预造成的扭曲,还滋生了一些腐败。随着在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政府深度参与商业决策的模式应该淡出,但规范的市场经济的服务性政府模式尚未建立,所以出现了一些政府不作为现象。但这是过渡时期,从发达国家的历程来看,一旦建立起新型政商关系,政府官员可以做事高效,同时保持清廉。

南都:从这两年改革来看,建立“新型政商关系”的进展如何?

钱颖一:肯定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阵痛。之前给“十三五”规划实施第一年做评估,我就谈到了当前“简政放权”中的一些新情况。比如政府部门把“审批制”改为“备案制”,这是正确的方向。但由于种种原因,备案制细则迟迟不能出台。

在政商关系中,在政府与企业关系中,我想会有一个“U”形的过程,就是从过去的“边作为边腐败”但是事情能办成,到现在的“不作为不腐败”事情办不成,再到将来的“有作为不腐败”事情也能办成。现在还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

编辑:华山